2010年12月8日，紐約，當當網創始人李國慶、俞渝夫婦（前排兩人）與工作人員在紐交所外合影。
創業、融資、上市、暴富、做偶像或導師；中國人已經越來越熟悉互聯網造富的軌跡。但剛晉升富翁的李國慶在后一環“脫軌”了。
他與妻子俞渝共同創辦的當當網于12月8日在紐交所上市并大漲，當日他們紙面上的財富將近10億美元。
在隨后進入的上市緘默期，李國慶在微博上表現得飛揚跳脫且富有攻擊性。
他聲稱邀請了初戀女友出席上市慶功宴，掀起了電子商務界懷念初戀女友的小高潮。
他表示“不幸”接受了對沖基金的投資，還形容他們“只要賺了大錢就舔你屁股”。
他還與另一B2C巨頭京東的隔空交鋒，圖書價格戰愈演愈烈。
他還是那個低調堅持了十年，“在垃圾上跳舞”的李國慶嗎？
不只是簡單的“李大嘴”
李國慶被評價為辦事風格非常銳利，有沖勁，絕不是那種有勇無謀的沖。
“他其實是個性情中人。”王力（化名）告訴記者。“你們以前沒跟他近距離接觸過，所以這幾天覺得他變化大。其實他在公司里就是這個風格，在會議室里會直接指著人罵娘。他的這個脾氣，很多中國人可能受不了，但老外投資人挺認的，加上俞渝跟他們關系也很好，所以當當的發展還挺順。”
王力曾是當當網某部門經理，即使離開當當網已經有一段時間，提起李國慶來還是津津樂道。
46歲的李國慶在微博上表現出攻擊性，熟悉他的人認為，他的性格一直是這樣。2004年，當當網剛獲得了老虎基金的投資，李國慶隨即推出“比價系統”，每天掃描其他電子商務網站的商品，與當當同樣商品的價格進行對比。如果對方價格更低，比價系統會自動調低當當商品的價格，調價幅度通常為10%。
中國人的購物習慣本來就是貨比三家，“當當與其被動地接受用戶的這種比較，不如主動將價格調低，免得麻煩。”李國慶如此解釋他的進攻。據當時業內人士的估算，僅僅是這一個主動調價，當當網的利潤可能就有四成會受影響。
“國慶的辦事風格非常銳利，有沖勁，不過他絕不是那種有勇無謀的沖。很多看似沖動的事，他都有安排和籌劃。”徐智明認為，李國慶并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，簡單地只是“李大嘴”。
徐智明是龍之媒書店和快書包網上書店的創始人，曾經擔任“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非國有書業工作委員會”（以下簡稱非工委）的秘書長，李國慶是這個委員會的任主任。
非工委是代表中國民營書業企業的社團組織，由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直接領導。在2001年加入WTO的大環境下，有關部門認為民營書業也應該有個代表組織，非工委應運而生。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就是促進民營書業與政府的溝通，為民營書業爭取公正的生存環境。
爭取民營書業“國民待遇”
李國慶領銜的非工委為民營書業爭取發行權，同事稱其非常敢說，常對主管領導尖銳放言。
非工委的境況一直很窘迫，因為沒有官方經費，運作全靠會員捐款。協會剛成立時沒有專門的辦公地點，就在李國慶的辦公室辦公。即使這樣，李國慶的干勁仍然很足，他宣布了他的目標，是要為民營書業也爭取到“國民待遇”。
根據加入WTO時所做的承諾，到2004年12月1日，我國將對外資開放全國各地所有圖書零售市場，到2006年12月1日，外資企業就可擁有全國范圍的總發行權。
李國慶的繼任者、非工委第二任主任薛野回憶說，“當時國內的民營書業沒有充分和平等的分銷權和主發權，北京的書店老板不能到上海開分店，搞二級批發必須‘戴紅帽子’。我們提出的問題是，給外資企業的權利給不給中國人，是先給還是后給？”
為爭取這一“國民待遇”，非工委和李國慶做了大量工作。徐智明回憶說，李國慶那時候體現了鮮明的“沖勁”，在書業的民營與國有企業平等方面，他非常敢說。而且他往往是趁上級主管領導在的時候尖銳放言。
經過幾輪實質性的工作和對話交流，后政府主管部門明確態度：民營書業的分銷權和主發權可以“先給”。2003年9月《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》正式實施，其中采納了不少非工委提出的建議，在《規定》中，民營書業終于“名正言順”——允許以成立出版物總代理公司、批發公司、連鎖公司等形式進入中國出版物發行領域。
2004年4月，山東世紀天鴻書業有限公司首家獲得“出版物國內總發行權”。李國慶和非工委取得了初步勝利。
丟掉鐵飯碗變身書商
李國慶北大畢業后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，后來辭職下海辦公司賣書。
但在非工委的另一位重要干部賈志文（化名）看來，李國慶又不單單是一位社會活動家。“其實他在非工委和當當之間分配精力很有技巧。他保持著對非工委工作結果的適當預期，但又絕不會陷進去拔不出來。當當網始終是他的主業。”
徐智明對此則描述為：“李國慶有深深的‘圖書情結’。你別看當當網現在進軍百貨業，做B2C，但他不會犧牲在書店上的發展。”
1987年，作為北大學生會副主席的李國慶畢業后，進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，研究農村政策。由于工作時間較為自由，他參加了部分叢書的編纂工作，在與出版社的頻繁交道中，他建立起了對出版業的了解。
在十四大召開之后的1993年，一股新的下海狂潮席卷全國。李國慶也辭去了鐵飯碗，以北京大學、中國社會科學院、農業部聯合的名義開辦了“北京科文經貿總公司”，他自任總經理、總裁。公司的業務之一，是從西方引進一些管理類書籍銷售。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，錢非常好賺，用今天的話說，李國慶成了一個大書商。
書可以從先進國家引進，但銷售渠道卻只能用本地的。當時新華書店基本壟斷了全國的圖書銷售渠道，李國慶發現，賣書比引進書難多了。在事業遭遇瓶頸的時候，他的初戀女友也離開了他。后來他在微博中回憶說，女友認為，他的事業是“在垃圾上跳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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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美研究亞馬遜模式
李國慶與俞渝確立戀愛關系后，兩人共同研究亞馬遜模式，開發出電子書目產品。
后來，李國慶又有過幾次短暫的愛情。“那是出國熱的年代，每任（女友）都出國了。每次機場告別，我們相擁哭泣，但我都拍著對方后背說：不是我們不愛，是大陸太落后。不是個人悲劇，是民族啊。”后來，李國慶的司機一見他要談戀愛，都會提醒：這次別被騙了啊。
1996年，事業與感情遇到瓶頸的李國慶來到了美國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俞渝，一個熟悉華爾街的中國女性。
俞渝1995年已開始關注當時如日方升的亞馬遜。在與李國慶確立戀愛關系后，兩人共同研究起了亞馬遜模式。當時的中國，網民極為，不可能直接拷貝亞馬遜的模式。但他們發現，不管現狀如何，對圖書進行數字化管理都是大勢所趨。因此他們把突破口放在了圖書電子書目上。中國圖書可供書目數據庫成為他們的個產品，并引來了軟銀、IDG的投資。在淘金熱潮之前，先做好賣鏟子的準備，這條古老的商業邏輯再次應驗了。
在當當網于1999年順理成章地建立之后，李國慶已提前有了兩年的信息系統積累，這使得當當網躲過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的巨大沖擊，成長為大的中文網上書店。而在這時候，新的考驗又再次到來，這次是他和風險投資者之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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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風投股東劍拔弩張
李國慶要求將更多的增值收入獎勵給創業者作為股份被拒后，他甚至發出了辭職信。
在上市之后，李國慶在微博上表現激烈的就是他對與投資人關系的描述：“當當網上市了，老股東們很爽，價值漲了10多倍。投資銀行也將個人高升。美國人實際，你罵他們是孫子，只要賺了大錢還添你屁股”。
中國互聯網的經典人物之一王志東留給李國慶的印象十分深刻。王志東手創了中國大的門戶新浪網，卻因為與投資人意見不一致被逐出自己創立的企業。在2003年當當網銷售規模超過8000萬之后，李國慶要求風投股東們將更多的增值收入獎勵給創業者作為股份。風投們拒絕了這一建議。
在雙方劍拔弩張之時，李國慶甚至向員工發出了辭職信；俞渝則再次發揮了華爾街人脈的優勢，拉來了老虎基金的許諾：如果李國慶夫婦離開當當另創一家類似企業，將獲得一千多萬美元的投資。
整個事件以老虎基金入股、初期風投退出、李國慶的創業團隊獲得超過50%的控股權結束。李國慶的強硬性格與適時的分寸感，加上俞渝的資本運作經驗，渡過了當當上市前后一個大關。
回顧李國慶與風投的交鋒，徐智明并不認為他們會撕破臉。“李國慶現在還在發微博說這事，那說明應該不會影響關系。如果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根本不會說話了。”
而在賈志文看來，李國慶是個標準的精英主義者，符合熊彼特“創造性破壞”的定義。“在中國做生意，不是做個小攤販就完了，不僅需要企業家的性格，你還得有頭腦，會做人。李國慶做出版業的電子商務基本從零開始，出版這個行業上游高度管制，下游充分競爭，兩頭都有很大壓力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仍然堅持并做大了當當網，這個成果是具有外部性的，對整個中國電子商務環境的發展都有很大意義。”
“報復性”應對圖書價格戰
李國慶稱，當當隨時應對一切價格戰，“我們對一切價格戰的競爭者都會采取報復性的還擊”。
當當網上市之后，另一家電子商務巨頭京東網針對當當的主業，發動了圖書價格戰。李國慶在微博上公開表示：他們才10多萬種圖書，我們已經60多萬種圖書。此言背后揭示了圖書業與其他零售業的不同。
策劃出版過《非常道》等書的書商莫之許曾經分析過當當網的模式：“書店跟一般商店不同，要追求一個全品種性，因為顧客在你這里購買的是知識的積累，必須盡量滿足完整的體系性。你可以看當當網和網的不同。當當網就要求市面上有的書盡量備貨，無法備貨的也要保證能隨時聯系到出版商調貨，走全品種之路。作書則更類似賣快消品，比較強調時尚、和實用。”
多家出版商的發行人員表示，當當網的備貨系統的確追求完善和。作為大的網上書店，當當發來的訂單有時對某本書的需求量居然是個位數；但有些書出了好幾年，在別的書店早就下架的圖書，當當的訂單上也經常能冒出來。
“這可能也是電子商務的一個特點吧，把倉庫前移到供貨商環節，他們全力捕捉和滿足市場需求。”一位發行人員分析。
對于業內競爭，李國慶在上市當天接受新浪視頻采訪時曾表示，上市以后對當當帶來的大好處就是錢。通過這筆錢，當當在服務上；而在低價的保證上，隨時應對一切價格戰，“我們對一切價格戰的競爭者都會采取報復性的還擊”。
來源：新京報
